第五章：被操縱的尺——消費者物價指數
官方的尺：台灣CPI的計算與調查
在現代經濟治理中，要衡量通貨膨脹這個「無聲竊賊」的行蹤，各國政府都依賴一把官方的尺——消費者物價指數（Consumer Price Index, CPI）。這是一個旨在衡量「平均」家庭在一段時間內，為購買一籃子固定商品和服務所支付價格變化的統計指標。
在台灣，這把尺由行政院主計總處負責維護。其製作過程大致如下：
選定商品籃：首先，主計總處透過大規模的「家庭收-支調查」，了解民眾的消費習慣，從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等各個層面，選出數百項最具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務，構成一個標準的「消費籃」。目前，台灣的查價項目多達368個。
賦予權重：接著，根據這些商品和服務在家庭總支出中所佔的重要性，賦予各自不同的「權重」。例如，「食物類」和「居住類」（包含房租）通常佔據最大的權重，因為它們是生活必需品。
全國查價：每個月，主計總處會派出大量的查價員，親赴全國各地的零售商店、市場和服務場所，或透過網路蒐集，記錄下這一籃子商品的實際成交價格。
計算與發布：最後，將蒐集到的價格，與加權後的商品籃進行複雜的統計運算，得出當月的CPI指數。其與去年同期的指數相比，得出的年增率，便成為官方認定的「通貨膨脹率」。
為何CPI能代表通膨？
理論上，CPI之所以被視為衡量通膨的最佳指標，是因為它試圖直接反映與民眾生活成本最息息相關的物價變化。當CPI上升2%時，其意涵是，一個普通家庭若要維持與去年相同的生活水準，其支出必須增加2%。這個直觀的連結，使其成為：
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錨：如前述，各國央行（包括台灣）都將維持CPI在2%左右的穩定增長，作為其最重要的政策目標。
薪資與退休金調整的依據：許多國家的勞工合約與社會福利制度，都會參考CPI的變動，來調整薪資和退休金的給付，以確保民眾的購買力不被通膨侵蝕。
公眾感知的基準：CPI成為了媒體報導、公眾討論經濟問題時，最常被引用的「標準答案」。
一把伸縮自如的尺：CPI的結構性缺陷
然而，這把看似客觀、科學的尺，卻存在著根本性的、難以克服的缺陷。它並非一把恆定的、可靠的度量衡，而更像一把可以伸縮自如的橡皮尺。這種不穩定性，為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操縱空間。
（一）變動的籃子：失去基準點的比較
一個可靠的測量基準，其自身必須是不變的。我們用來測量長度的公尺，其定義是恆定的；用來測量重量的公斤，其定義也是恆定的。唯有如此，我們才能準確地比較不同時間點的測量結果。
然而，CPI的「商品籃」卻是定期變動的。主計總處大約每五年會根據最新的消費習慣，對籃子裡的商品和權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調整。相較之下，美國為了更即時地反映消費變化，其更新頻率更高，近年已改為每兩年甚至每年調整一次。例如，隨著科技的进步，傳統相機的權重可能會被調降，而智慧型手機的權重則會被調升。
這種調整，雖然看似是為了「與時俱進」，卻從根本上摧毀了CPI作為一個長期比較基準的可靠性。今天的CPI，和十年前、二十年前的CPI，其比較的基礎是完全不同的。這就好比用一把每年刻度都在變化的尺去測量一個孩子的身高，最終得出的增長數據，其準確性必然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。
（二）政府的「上下其手」：美化數字的誘惑
更為關鍵的是，這種「可變動性」為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操縱空間，使其可以透過技術性的調整，來「美化」通膨數字。這種操縱通常透過以下幾種方式進行：
替代效應（Substitution）：當某項商品（如牛肉）價格上漲過快時，統計機構會假設消費者會自動轉向購買更便宜的替代品（如雞肉），並在計算中調降牛肉的權重，調升雞肉的權重。這種作法，雖然反映了消費行為的彈性，卻也巧妙地「掩蓋」了原始商品價格上漲的真實幅度。
品質調整（Hedonic Quality Adjustment）：這是最受爭議的手段之一。當一項產品（如電腦）更新換代，價格不變但性能提升時，統計機構會認為這實質上是一種「降價」，並在計算中向下修正其價格指數。例如，一台售價三萬元的新電腦，若性能比去年同價位的舊款提升了10%，統計機構可能會將其價格視為兩萬七千元來計算。這種作法，在理論上有其合理性，但在實務上，卻賦予了政府極大的主觀裁量權，使其可以透過「品質提升」的名義，大幅壓低真實的通膨感受。
核心CPI的發明：為了排除價格波動劇烈的項目，政府發明了「核心CPI」的概念，即剔除掉能源和食物這兩項民眾感受最深的必需品後的物價指數。當油價和菜價飛漲時，政府便會宣稱「核心CPI尚屬溫和」，以此來安撫民心。
購買頻率效應：CPI的權重反映了家庭的長期平均支出，但並未反映購買的「頻率」。一個家庭可能每五年或十年才購買一次電視或汽車，這些耐久財在CPI中佔有不小的權重，且其價格可能因技術進步而相對穩定甚至下降。然而，食物、汽油等民生必需品是每週甚至每天都必須購買的。因此，民眾對這些「高頻消費品」的價格變動極為敏感。當菜價、肉價上漲時，人們會立刻感受到生活成本的壓力，而這種切膚之痛，往往會被佔據權重的、不常購買的耐久財價格穩定所「平均」掉，進一步擴大了官方數據與真實通帳感受之間的鴻溝。
透過這些統計上的「優化」，官方公布的CPI數字，往往遠低於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最真實的感受。人們感覺荷包縮水、萬物齊漲，但官方數據卻顯示一切穩定。這種巨大的體感落差，正是源於這把尺本身，已被系統性地操縱了。
尋找更多的尺：大麥克指數
在官方的尺已不再可信的背景下，人們開始尋找更多的替代指標，嘗試透過更多面向的資料，來探究通膨的程度。其中，由《經濟學人》雜誌在1986年推出的大麥克指數（Big Mac Index），便是一個極受歡迎的非官方指標。
這個指數的邏輯異常簡單：它假設在一個完全自由開放的市場中，一個標準化的商品——麥當勞的大麥克漢堡——在世界各地的價格，經過匯率換算後，應該是相同的。這背後是「購買力平價」（Purchasing Power Parity, PPP）的經濟學理論。
大麥克之所以被選中，是因為它具備了成為一個理想基準點的幾個關鍵特質：
高度標準化：無論在紐約、東京還是台北，一個大麥克的原料構成（麵包、牛肉、生菜、醬料等）、製作流程和份量，都受到麥當勞全球供應鏈的嚴格控制，其產品差異極小。這確保了我們在比較的是同一樣東西。
在地化成本的綜合體：一個大麥克的最終售價，不僅包含了可全球交易的商品成本（如牛肉、小麥），更涵跨大量無法輕易跨國交易的在地成本，例如：店面租金、水電費、員工薪資。這使得大麥克的價格，成為了一個衡量一個國家真實生活成本的絕佳縮影。
不易被操縱：麥當勞的定價，是基於其自身的商業考量，而非為了配合政府的統計需求。因此，大麥克指數相對官方CPI，更不容易受到政治的干預。
雖然大麥克指數有其局限性（例如它只反映了單一商品的價格，且各國的稅率、關稅和市場競爭程度不同），但它仍不失為一個極具價值的補充性參考資料。它提供了一個來自真實世界的參照點。當官方的CPI告訴我們通膨溫和，但我們發現巷口的大麥克在幾年內價格翻了一倍時，我們更有理由相信自己口袋的真實感受，而非那把經過精心雕琢的官方尺。大麥克指數的存在，並非要挑戰官方數據的權威，而是提醒我們，任何單一指標都有其盲點，多維度的觀察，才能讓我們更貼近經濟的真實樣貌。
單一指標的迷思：資產通膨與失真的尺
對CPI最深刻的批判，或許來自於它試圖用一個「平均數」，去描繪一個日益分化的世界。知名科技企業家、比特幣的堅定倡導者麥可·塞勒（Michael Saylor）便一針見血地指出，單一的CPI不該成為衡量通膨的唯一參考，因為每個社會階層，甚至每個人的「通膨率」都是截然不同的。
他的核心論點是，不同階層的人，其主要購買的「商品」完全不同：
市井小民的通膨：一般受薪階級與中下階層，其絕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於購買日常生活用品——食物、汽油、房租、水電費。他們的個人通膨率，基本上就是CPI所試圖衡量的範疇。
中上階層的通膨：然而，對於中上階層與富裕階級而言，日常消費只佔其支出的很小一部分。他們更多的財富，是用於購買金融資產與不動產。而這些資產的價格，完全不被包含在CPI的計算中。以不動產為例，根據台灣內政部的統計，全國的「房貸負擔率」（即房貸支出佔可支配所得的比率）長期維持在極高水平，近年來平均都超過40%，這意味著許多家庭將近一半的收入，都被房貸所吞噬。而在台北市等都會區，此一比率更是經常超過60%，達到了難以負擔的驚人程度。這種劇烈的資產價格上漲，在CPI中卻幾乎找不到蹤影。
這就產生了一個巨大的盲點：當中央銀行大量印製鈔票時，這些新增的貨幣，並非均勻地流向社會（坎蒂隆效應），而是首先流入金融體系，推高了股票和房地產的價格。這導致了遠比CPI更為劇烈的「資產通膨」。中上階層享受著資產價格上漲的盛宴，而市井小民卻只能承受著生活成本不斷增加的痛苦，貧富差距因此被急劇拉大。
台灣的特殊情況：價格管制下的「快樂CPI」
在台灣，CPI的失真問題，因一項特殊的政策而更為嚴重——價格管制。為了維持社會穩定與抑制民怨，台灣政府長期對水、電、瓦斯、汽油、醫療等由國營或半國營事業提供的關鍵民生必需品，實行價格凍漲或緩漲的政策。
這種作法，雖然在短期內讓民眾的帳單數字看起來比較「快樂」，卻也像吃了止痛藥的病人，掩蓋了真實的病症。它導致官方公布的CPI數字，被人為地壓低，與市場上其他未受管制的商品（特別是食物）價格的飛漲，形成強烈對比，進一步加劇了民眾「官方數字不可信」的感受。這種為了政治目的而扭曲價格信號的作法，最終只會讓經濟體系付出更長遠的代價。
總結來說，單一的CPI指標，不僅因其可變動的結構而易於被操縱，更因其忽略了資產通膨與價格管制等複雜現實，而無法真實地反映一個社會整體的購買力流失狀況。它更像是一個為特定政策目標服務的工具，而非一把誠實衡量經濟真相的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