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：誰的銀元說了算？——軍閥割據下的貨幣混戰
清末民初的政治時代
1840 ~ 1912清朝晚期
1912 ~ 1928軍閥割據時代 (北洋政府)
1928 ~ 1949國民政府時代
清末的貨幣亂象
故事要從清朝末年說起。當時的中國，貨幣體系極度混亂。官方的貨幣單位是「銀兩」，但「兩」卻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，有庫平兩、漕平兩、關平兩…… 各地標準不一，換算極其繁瑣。這種混亂不僅影響政府收稅和軍餉發放，更給商業往來造成了巨大障礙。
民間日常交易，則使用銅錢（制錢）。但銅錢存在兩個問題: 其一是鑄造粗糙、品質不一，假幣氾濫；其二是攜帶不便，大額交易時需要用繩子將銅錢串起來，既重且笨。與此同時，隨著對外通商，大量外國銀元，如西班牙的「本洋」、墨西哥的「鷹洋」，因其規格統一、成色穩定，反而成為沿海地區的硬通貨。這些外國銀元不僅在商業貿易中廣受歡迎，甚至逐漸滲透到內地市場。
一個國家，多種貨幣，標準混亂。這為後來的軍閥割據，埋下了貨幣分裂的種子。清政府也意識到了統一貨幣的重要性，光緒年間曾試圖推行「光緒元寶」，但收效甚微。辛亥革命前夕，清廷再次嘗試貨幣改革，但為時已晚。
軍閥的「鑄幣戰爭」
辛亥革命後，大清帝國轟然倒塌，中國陷入了長達十六年的軍閥割據時期。這些擁兵自重的軍閥，本質上是一個個獨立王國的君主。對他們而言，頭等大事就是「搞錢」，有了錢，才能買軍火、養軍隊、擴大地盤。而最直接的搞錢方式，就是控制貨幣的發行權。
於是，一場「鑄幣戰爭」在全國各地打響。各地軍閥紛紛建立或搶佔造幣廠，發行帶有自己色彩的銀元。這些造幣廠的設備和技術水平參差不齊，有些甚至是由原本的私人鑄幣作坊改建而成。北洋的袁世凱，推出了日後流通最廣的「袁大頭」，這種銀元的特點是重量標準、成色可靠，銀元正面鑄有袁世凱頭像，因此得名；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，也發行了俗稱「孫小頭」的「孫中山像開國紀念幣」。除此之外，各省的督軍、將領，也沒閒著。
這場鑄幣大戰，實際上反映了軍閥之間的實力較量。誰能發行更多、更被市場接受的貨幣，誰就能掌握更多的經濟資源。然而，許多軍閥為了短期利益，不惜以次充好。他們發行的銀元，品質參差不齊，有些為了牟利，不惜降低銀的成色，甚至摻入其他金屬，導致「劣幣驅逐良幣」的現象時有發生。
在這樣一個「誰的拳頭大，誰的錢就能印」的時代，民間市場一片混亂。各種銀元同時流通，匯率飄忽不定。商家必須配備專門的秤砣和試金石，以鑒別銀元的真偽與成色。老百姓的困惑與無奈可想而知。他們收到的每一塊銀元，都得憑經驗去「吹一吹、聽一聽」，掂量它的重量，觀察它的色澤，以判斷其真偽與成色。對貨幣的不信任，成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普遍心態。
這種貨幣混亂，給經濟活動造成了巨大的交易成本。商人們不得不雇用專門的「銀錢經紀」，來處理各種銀元的兌換問題。而普通百姓則深受其害，他們手中的積蓄，隨時可能因為某個銀元的貶值而蒸發。有趣的是，在這種混亂中，反而是一些老字號錢莊和外國銀行發行的鈔票，因為其信譽和兌付能力，受到市場的歡迎。
四川奇蹟：為何「川版」能脫穎而出？
然而，在眾多地方貨幣中，由偏居西南的四川所鑄造的「四川軍政府漢字銀幣」（俗稱「大漢銀元」），卻創造了一個奇蹟。它的流通範圍不僅限於四川，更擴及雲貴、西康，甚至順著長江水路，遠達武漢、上海等地，成為當時信譽卓著的「硬通貨」。在當時的市場上，「大漢銀元」往往能溢價交易，商家競相收藏。
為何是四川？
地理屏障與經濟自足 ：四川盆地四面環山，易守難攻，在亂世中受到的戰亂波及相對較小，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且穩定的經濟體。豐饒的物產，特別是糧食和鹽，使其具備了支撐貨幣信用的堅實經濟基礎。四川自古就有「天府之國」的美譽，年產糧食可達數千萬石，不僅自給自足，還可以外銷。此外，川鹽、川茶等特產在全國都享有盛名，為四川提供了穩定的財政收入。
相對穩定的品質 ：四川的軍閥，如劉湘、劉文輝等人，雖然也內鬥不斷，但他們似乎更早明白一個道理：貨幣的信用，是其統治的基石。因此，相較於其他地方偷工減料的「爛錢」，「大漢銀元」的成色與重量（庫平七錢二分）長期保持穩定。老百姓拿在手裡覺得踏實，商家也樂於接受。四川軍閥還特別注重造幣技術，從日本引進先進設備，聘請專業技師，確保鑄造質量。
龐大的商業網絡 ：自古以來，川商的足跡就遍布全國。他們透過鹽、茶、絲綢等貿易，將四川銀元帶到了各地。這些川商不僅是貿易商，更是金融家。他們在各地設立票號、錢莊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網絡。在一個沒有統一貨幣的年代，這種基於商業信譽的流通網絡，力量是巨大的。商家們的接受和使用，構建了一個跨越地域的「共識網絡」。
此外，四川的造幣廠管理也相對規範。他們建立了嚴格的品質控制制度，每批銀元都要經過多重檢驗才能出廠。造幣廠的賬目也相對透明，定期向公眾公布鑄造數量和庫存情況。這種透明度在當時是很罕見的，更加增強了市場對「大漢銀元」的信心。
四川銀元的故事，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啟示：當一個統一的、值得信賴的中央機構不存在時，市場會自發地尋找並建立信任。 最初，四川銀元的信譽，確實源於四川軍閥相對穩定的政策，他們維持了鑄幣的重量與成色。然而，當這些品質優良的銀元，透過商業網絡流通到全國各地時，奇妙的化學反應發生了。
各地的商人與百姓，發現「川版」銀元遠比他們本地軍閥發行的劣質貨幣更可靠。於是，信任的基礎，悄悄地從「對四川軍閥的信任」，轉移到了「對這枚銀元本身的信任」。人們信任的，是它實實在在的重量、是它童叟無欺的含銀量。這種信任，是跨越了軍閥勢力範圍的，是一種由無數次交易、無數次驗證所累積而成的市場共識。
在市場的選擇中，「大漢銀元」展現出了貨幣競爭的自然法則。它的成功不是靠強制命令，而是靠實實在在的品質和信用。當人們有選擇的自由時，他們自然會選擇最可靠的貨幣。這個過程中，商人們扮演了關鍵角色。他們用自己的信譽為這些銀元背書，形成了一個自發的信用網絡。
因此，這形成了一種獨特的、自下而上的「去中心化」信任。它的信譽，不再依賴於單一的權力中心，而是根植於廣泛的社會認可。每一個接受和使用「大漢銀元」的人，都在為這個信用網絡做出貢獻。這種市場驗證的力量，遠比任何行政命令都更持久、更可靠。
然而，這段由市場共識主導、多種貨幣並存的歷史，隨著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中國而走向終結。1935年，政府推行「法幣改革」，廢除銀本位，強制將民間持有的白銀等貴金屬收歸國有，全面轉換為由國家統一發行的紙幣——法幣。這是中國貨幣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。自此，中國延續千年的金屬貨幣時代宣告結束，一個由中央政府完全壟斷發行權的紙幣時代正式來臨。
這項改革，雖然在初期確實穩定了金融秩序，統一了貨幣體系，但也徹底改變了貨幣的性質。當貨幣不再需要實物支撐，完全依賴政府信用時，濫發貨幣的誘惑就會變得難以抵擋。這將無限印鈔的權力，完全集中到了政府手中，為日後更大規模、更具毀滅性的國家級金融災難，埋下了伏筆。
軍閥時期的貨幣史，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原理：好的貨幣最終會戰勝壞的貨幣，但前提是要有自由選擇的環境。當這種選擇的自由被剝奪，當貨幣發行權被完全壟斷，貨幣就可能淪為權力的工具，而不再是交換的媒介和價值的尺度。這個教訓，在之後的中國現代史中，一再被驗證。